此前，我們在“我們為什么要股權激勵？——富安娜案件引發的思考”的一文中已經探討了“股權激勵”對于企業發展的價值。簡言之，股權激勵通過“利益的綁定與分享”機制，促進員工發揮個人的積極能動性，使企業在員工的努力中發展、員工從企業的發展中獲益，從而實現“萬眾一心，勢不可擋”的勝利。
那么，今天筆者想跟各位繼續探討的問題是——股權激勵中，誰應該作為激勵的實施主體？
目前，實操中主要存在以下兩種不同做法，一種是以“公司”作為股權激勵實施的主體，由公司直接與激勵對象簽訂股權激勵協議；另一做法是以“股東”作為股權激勵實施主體，由股東與被激勵對象簽訂股權激勵協議。上述兩種做法在實踐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亂。
筆者認為，這兩種做法均各有其依據，很難言其對錯，但從法律上應區分不同的情況來適用，具體如下:
一、有限責任公司根據其股東人數及激勵對象的數量不同，可采用不同的模式。
1、有限責任公司在股東人數以及激勵對象較少的情形下，可以選擇由“全體股東”作為股權激勵協議的簽訂主體。
首先，股權激勵協議的標的是公司的股權（也就是公司的所有權），而公司并非自身股權的所有者，公司的所有權事實上是歸屬于全體股東的，所以，若無其他配套的授權文件，由公司簽署協議來處分自身的股權很可能構成無權處分，從而導致協議無效。
其次，我國《公司法》第七十一條針對有限責任公司還作出了明確規定，除非章程另有約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必須書面通知其他股東，并且取得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經其他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還享有優先購買權。可見，在公司章程沒有特殊約定的情況下，有限責任公司若要用自身股權對員工進行激勵，除了履行過半數以上股東同意的程序外，還需其他股東放棄優先購買權。
因此，筆者認為，若沒有股東會決議等其他的配套文件來證明全體股東同意股權處分行為并且放棄優先購買權，由公司直接與激勵對象簽署的股權激勵協議有可能被認定為無效。 因此，有限責任公司在股東人數以及激勵對象較少的情形下，以“全體股東”作為股權激勵協議的簽訂主體，可謂最為穩妥。
2、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較多或者被激勵對象較多的，可選擇由公司作為股權激勵的主體，但須配合股東會決議對公司的授權。
如果股東人數較多或被激勵對象較多，由全體股東簽署每一份股權激勵協議程序繁瑣，也不現實。因此，可通過股東會決議的方式授權公司在一定股權范圍內進行股權激勵。在此情況下，股東會決議中必須能夠體現用于激勵的股權來源，同時體現全體股東同意股權激勵方案，并且放棄優先購買權。被激勵對象若要確保股權激勵協議的有效，也必須注意審查股東會決議等配套文件中全體股東是否已確認并同意上述內容，否則，難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二、股份有限公司需根據“用作激勵的股份來源”不同作以區分。
與有限責任公司不同，我國《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的限制相對寬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人數通常較多、股權較為分散，要將所有股東作為股權激勵協議的主體明顯也不現實。 筆者認為，針對股份有限公司，“誰來做股權激勵的主體”應當根據“用誰的股票來激勵”進行選擇。
如果用作激勵的股份由公司大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直接將自身股份進行讓度，在此情形下股權激勵協議的雙方應為“同意出讓股權的股東”與“被激勵的對象”，如此方能保障股權處分為有權處分，以保障股權激勵協議的效力。 但若用于激勵的股份來源已經由公司回購，并將回購的股份用于實施激勵，此時公司已經是用作激勵股權的持有者，筆者認為，則應以公司作為股權激勵的主體更為適格。
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除了可適用股份公司的一般情形外，若采用定向增發新股方式作為激勵股權來源時，也應以“公司”作為激勵的實施的主體。
上市公司的本質事實上也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種，因此上市公司其實股權激勵時，其股權來源當然可以采用股份公司的兩種模式。但上市公司除了前述股份公司的兩種模式外，還可采取向激勵對象定向增發新股的方式來實施股權激勵。在此情況下，公司作為新股的發行者，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了股權激勵協議的主體。
綜上，筆者認為，在選擇誰“以作為股權激勵主體”的問題上，企業應當根據自身性質以及用作激勵的股權來源作出適合自身情況的選擇，才可保證股權激勵方案的可行性，以及股權激勵協議的合法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