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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 17:35:00
1935年，外公初級中學畢業，經人推薦，在家鄉揭陽的私立樹德小學任教。科目是國文和算術。初次面對學生，十五歲的他不會預知這三尺講臺，一站到底多少年。盡管事先花了很多心思備課，初執教鞭的外公還是緊張不已，十幾分鐘就講完了預備的所有內容，再不知道要講些什么。老師青澀，學生頑皮，外公的第一堂課在喧鬧聲中草草收場——后來他回憶，就是從那時立志要當一名好老師。
于是，外公作為插班生，進入私立海濱中學師范科，初次接觸教育學。為貼補生活，他在學習之余到夜校兼課，直到抗戰爆發，學校停課。此后，外公在連天烽火中一邊參加抗日組織活動，一邊輾轉任教于普寧縣、潮陽縣幾所小學，還協助地下黨，為農民辦夜校、為群眾辦講座。
為避戰火，廈門大學內遷長汀。外公聽說后，自揭陽跋山涉水，步行千里，投考教育系。入學夢圓之日，恰是第二年中秋月圓時。從此，外公與廈大結下一世緣分。從大二開始，他先后兼職任教于長汀中山小學和縣立中學。所以，外公的大學生涯，不僅是在講臺下聆聽，也要站上講臺實踐——也許正是這種經歷，讓他洞悉了教與學的關系。后來，外公在新潮的網課上引用古老的《禮記》，道出了自己的理解：“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畢業后，外公先后在雩都縣立中學和南昌葆齡女中任教，直到抗戰結束。廈門大學回遷鷺島，外公也獲母校聘用，在教育系謀得教席，同時還受命復建廈大附屬小學。后來，他又在廈門一中兼職任教。1950年臺海風云乍起，外婆與眾多教工家屬隨廈大理工諸系再次內遷龍巖時，外公還為她到廈門大同中學代課——能在大、中、小學執教，無疑是一段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
1964年，外公被借調入京，接下來一年時間，輾轉天津、河北和山西，調研半工半讀和農業中學，走下講臺，但并未遠離。直到十年浩劫，他才不得不暫別課堂。所幸，七年后外公得以重返廈門大學，從此再未離開，和師生們一起迎來撥亂反正的歷史轉折時刻。1978年的《光明日報》因為那篇討論真理標準的偉大文章載入青史。就在同一年，外公也有一篇小小文章《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在這張報紙上刊載——春雷乍響，正是每一顆理想種子萌芽的季節。
1984年起，年逾花甲的外公不再擔任學校行政職務。此時，他講授的高等教育學剛剛被確定為二級學科；廈門大學有了碩士學位授予權；外公也出版了專著。但他還要為這個新學科的博士點、重點學科點而努力。當時，誰都不會想到，將有多少學生將聆聽外公傳道、授業、解惑……古稀、耄耋這樣一些暮色蒼茫的年歲，被他活成了第二次“而立”與“不惑”。
如果說外公的一生就是一堂課，上半堂課始于救亡圖存的年代、然后經歷了建國的喜悅，也要面對文革浩劫。外公是老師，同時也是學生，還是救亡同志會和青抗會會員，當過編輯、干事，在校園里掃過馬路、五七干校養過豬……身份變換，是因為偌大中國曾經風雨飄搖，安放不下一張講臺。所幸，下半堂課開始時，風和日麗。
在別人頤養天年的時候，外公欣然開講。
外公是如此珍惜這下半堂課。長汀時期受薩本棟校長影響，他養成了每次上課都提前十五分鐘到教室的習慣，至終如一；直到耄耋之年，外公依然堅持站著講完整堂課，一站往往就是一整天；言之未盡，就留待近八百場周末家庭學術沙龍。為了傳播一生所學、所思、所得，外公不知疲倦地奔走四方，登上天南海北、西洋東瀛諸多學府的講臺。機場、逆旅中邂逅過的多少人，還記住老人家來去匆匆的身影。為了不耽誤學生們的課業，他甚至把北上的列車車廂當成課堂，講完課后踏上月臺，直接趕往下一個講臺。
從1984年算起，外公將教學生涯又足足延長了三十多年——用一次人生，上了尋常人兩世才教完的課。
我們早已習慣了外公永遠在上課的生活狀態。哪怕自己也不再年輕，可只要外公還在講課，我們就感覺不到時日如飛、歲月催人，就不敢把漸長的年歲當成懈怠的理由。因為年紀更大的人還在辛勤工作，還在學習新的知識，領略新的生活樂趣。年近百歲，外公在電影《當我們海闊天空》里飾演一名大學老師，把銀幕變成了講臺，本色演出；年逾百歲，外公的云課堂又吸引了三萬名聽眾同時在線……
外公的講臺日漸多樣化，身份卻越來越單純：繁多的行政職務和社會工作陸續卸下，父母恩師、同窗故友，乃至相伴一生的伴侶次第消逝在歲月長河里。似水流年，又為他送來一群群永遠年輕的學生……慢慢地，外公所親、所近的世上之人，都可以算是他的后學晚輩了；慢慢地，“潘先生”成了他唯一的稱謂。從《禮記》《莊子》開始，中國人以“先生”指稱老師。在研究院，乃至高教學術圈中，不冠姓氏的“先生”二字，大抵就是指外公。這是一種特殊的符號——是通過八十多年不知疲倦地講課，刻畫在這個世界上，在人們心里。這個符號隱藏的是特別的身份認同，標識出他最珍惜，也是最后時光里唯一的身份——教師。
某種程度上，我們這些血親后人也視外公為師，受言傳身教，為他的家風、學風熏陶。學術上，我們不是外公的衣缽傳人。但我們從他身上得到的，也不止于血脈，而是永遠學習的能力和動力。和他相處的時光，就是我們人生中最珍貴、最長的一課。
在這樣一個特別的時點，回眸凝望1935年樹德小學的小小講臺，不由心生感慨：這堂課是如此漫長，聽課的人一代代，換了容顏；這堂課又是如此短暫，八十七年也不過剎那之間，讓人意猶未盡。我們也知道，沒有不老的老師，沒有不了的陪伴，再精彩、再長的一堂課終要迎來下課時分。就如少年時，我們離開學堂，帶著一絲留戀，躬身俯首，道一聲“老師再見”
——此情成追憶，不用訴離殤。
這也許是結束，也許不是。如果真有來世，我們一定還能繼續聆聽外公的講授。因為他在百歲之際曾許諾：“假如有第二次生命，我還是愿意當老師”。
道別的時刻就要到了。這是外公第一次不能親口宣布下課。只不過，在我心里，那一篇篇紀念文字，都在校園鈴聲的伴和下，化為同一個聲音，代他道一聲：
下課……
編者按：
本文作者陳力舟律師為潘懋元先生外孫
以下為潘懋元教授簡介
潘懋元教授簡介
潘懋元（1920年-2022年），廈門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