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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辯律師都知道“要珍惜每一個可能無罪的案件”。無罪案件客觀上很少，自然非常值得珍惜。但是作為青年律師，更要珍惜每一個有辯護空間的案件，這邊特別強調對于收費不高或者來自法律援助的小案件，不能因為缺少經濟杠桿的動力，而敷衍了事。一是無論收費高低，刑事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是相同的，只要被侵犯了，同樣需要、值得依法維護；二是只有多做案件才能解決常上舞臺的問題。一個律師辦案是否認真細致、法律研究案例檢索、發現捕捉問題的能力、以及遇到挫折時的韌勁強不強，和辦案人員打交道時靈不靈活、夠不夠智慧，都需要具體的辦案來展示和檢驗。常言道，只有小律師，沒有小案子。對于有空間的小案子，更要加倍珍惜。

一是刑事辯護可能需要提供“類法律”服務。刑事辯護當然主要是提供法律服務，但是針對有些案件，也應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也要提供一些“類法律”服務，比如心理咨詢。2022年7月份，我在辦理一起未成年人聚眾斗毆案件時，除了為犯罪嫌疑人解答法律方面的知識，也積極運用自學的一些心理知識，從未成年人成長的角度和當事人談心、交流，讓其感受到母親撫養的不易、當時夏季治安打擊整治“百日行動”嚴峻形勢等，與其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對犯罪嫌疑人的母親，也提供了一些教育、引導孩子的建議。后當事人的母親特意表示感謝，稱自從律師會見了孩子之后，孩子懂事了很多，乖巧了很多，晚上也不再到處亂跑。

二是精湛的辯護輸出需要綜合知識的積累。各方面、各領域的知識積累非常重要，不用很精通，但淺顯的基本原理最好都要知道，關鍵要有發現問題的能力，并通過各種渠道，借助各種專業力量解決問題，保證辯護效果。斯偉江律師在《2023年對年輕律師的寄語》中提到：“法律和其他也要平衡，我們不能只看法律，法律只是社會一個層次，按照我們的理論是統治階級的一個工具，也是社會服務的一個工具，是整個社會面的一面，所以你還要學習文學、歷史、哲學、神學宗教等。”青年刑辯律師不應局限于法律方面的學習，還應在掌握各類知識，參加社會實踐上下功夫。出色的刑辯律師往往是個雜家，所謂“功夫在詩外”。比如朱明勇律師的文學功底深厚，羅翔老師對哲學經典信手拈來，余安平律師對歷史頗有研究，鄧學平律師對哲學、神學也造詣不淺，剛上面提到的斯偉江律師是一個大雜家，辯護詞既講究客觀事實和法律依據，又不失文采。

刑事辯護會遇到形形色色的案件，即使是資深律師也可能遇到從未辯護過的案件類型，有些案情涉及政治問題而敏感，有些涉及人數眾多卷宗繁厚復雜。遇到敏感、復雜、生疏的案件，不要害怕、心慌、厭煩、抵觸。很多律師都建議辦案過程中尤其是閱卷的時候養成繪制圖表的習慣。圖表可以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可視化、條理化。

本人經辦的一起強制猥褻、猥褻兒童案件，被害人達到9個。這些被害人的陳述和辨認情況如何，和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我梳理卷宗，列了被害人與被告人陳述的對比表，列了各被害人辨認的對比表格，還做了其他一些證據的比對，從中發現了案件中的一些問題，我把這些存在的問題結合法律規定和案例進一步整理為辯護意見，把幾個表格作為附件一并在庭前提交給法官，當場得到法官的認可，最終檢察院變更起訴意見書，拿掉了一個罪名，我的辯護意見在庭審的時候也得到部分采納。

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是什么案件，每一個案件都可能涉及不同的專業領域，即使是資深的律師，也不可能等準備好所有的知識后再去處理案件，而是應該邊辦案邊學習，邊發現問題并進一步挖掘。

如果已經知道客戶涉嫌的罪名，在會見前我會做幾個方面的工作。1.刑法（哪怕最簡單的罪名我都會再看一眼刑法的規定）；2.最高法關于該罪或者該類罪名的司法解釋；3.網上檢索相關的案例；4.網上搜索相關案件的辯點歸納。做了這幾項工作，就足以初步接待客戶了。

如果沒有時間做這些，那么接待客戶的時間不宜過長，只能憑借自己的經驗、類似的案例和刑事案件辯護的總原則給客戶解答，也可以結合程序規定分析案情，坦誠相告需要結合具體案情進一步研究，才能給出成熟的意見，這是對雙方負責的態度的表現。

閱卷后的具體了解案情之后，基本也是重復以上四個步驟。那時時間更充裕，可以更深入做法律研究、案情分析。網上搜索的時候，可以圍繞案件的焦點，靈活變換關鍵詞，反復搜索。思考質證意見的時候，也可以運用余安平律師“三板斧”的方法，即“憑什么來取證（取證的法律依據）；憑什么由你來取證（主體資格問題）；憑什么這樣取證（取證是否規范的問題）”。另外搜索引擎里大家不要只會用百度，微信搜索也是一個很好用的搜索工具。幾乎每個問題都會有人研究歸納整理發文。這樣幾輪研究下來，一開始完全陌生的罪名，你即使不是辯護這個罪名的專家，也已經基本具備發現案件問題、提出相對成熟的法律意見的能力了。

刑事辯護免不了與公檢法辦案人員溝通。人的溝通，本質上是一種說服的技術和藝術。說服辦案人員無非兩種方式，一種是勾兌，一種是技術說服。技術說服又分為求情式和專業技術式。近年的政法隊伍的教育整頓通報出來的案例，可以看到勾兌的土壤依然存在，但是勾兌的空間無疑被進一步壓縮。作為專業的刑事律師，應該聚焦技術式的說服能力建設。單純求情式的辯護收效甚微，更難以得到辦案人員的發自內心的尊重。辦案人員每年經辦大量案件，對當事人真慘假慘早已經鈍感。但是如果律師提煉出法律意見干貨，則說服辦案人員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因為這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沒辦好，他們可是要終身負責的。

本人去年在辦理一起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時，被告人比較明顯的自首情節，公訴人直到第一次開庭都不予認定，第一次開庭的量刑建議明顯偏重，溝通也不友好。我對此堅決不妥協，在發問環節積極發揮發問技巧，在辯論環節緊緊圍繞自首等情節充分說理，在休庭時抓住有利時機在法官耳邊吹風，強調公訴機關做出的量刑建議相對同案另一被告人是不公平的。本案在第二次開庭的時候公訴人最終認定了被告人的自首情節，并主動降低建議量刑，與第一次開庭的建議相比直降50%。

我相信辯護律師的技術是可以模仿的，這個模仿不是說完全復制，而是學會用他的方法，看看他是怎么解決問題的，看他們是如何破局的。我們應該多向優秀的同行學習。自己身邊優秀的同行自不必多說，這里我想強調的是要多向全國優秀的同行學習。

我常說的一句話，向大咖學習，雖未必能至，距離總會越來越近。過去的一年，我讀完了朱明勇律師的《刑辯私塾》、徐昕律師律師的《無罪辯護》、徐宗新律師的《刑事辯護實務操作技能與執業風險防范》等。在一些高質量的刑辯群里，也有幸得到諸如專業、幽默、樂于分享的楊昆律師的慷慨指點。這些人都是刑辯領域的大咖，有些觀點可能存在沖突，但是不影響我汲取他們的精華。

刑事辯護常被比喻為戴著荊棘的王冠，無疑刑辯工作不可能一路坦途。對于當下，律師自身只能加強專業能力和心理抗壓能力建設，做到既腳踏實地，又不忘仰望星空；對律師的作用，既不盲目夸大，也不妄自菲薄。紐約特魯多的醫生的墓志銘“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不僅流傳于醫學界，也常被刑辯律師廣為引用，激勵著我們刑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