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企業辦理銀行貸款的過程中，“過橋貸款”已然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救火”標配，盡管處于灰色地帶，擺不上臺面，但企業、銀行和政府對其存在采取的都是默許甚至支持的態度。從表面上來看，只要銀行不斷貸，企業、出資方各自相安無事，銀行也暫時避免了面上不良貸款率的增加。但在司法實務中，有些“過橋貸款”卻被追究為刑事犯罪，特別是隨著最近幾年經濟的總體下行以及打擊逃廢債專項行動的開展，“過橋貸款”的后遺癥愈加明顯。
一、何為“過橋貸款”？
嚴格意義上來說，過橋貸款并不是專業名詞，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通過一筆短期資金來“搭一座資金過渡的橋”。例如《人民的名義》中，大風廠在原流動資金貸款到期無力償還時，就通過山水集團借款5000萬元用于償還原先貸款，再向銀行續貸該5000萬元，用于歸還山水集團。即，大風廠使用山水集團該5000萬元的“過橋資金”，通過銀行辦理“還舊貸新”。這樣一來，大風廠就可以緩解燃眉之急，繼續獲得銀行貸款，解決流動資金問題。
二、“過橋貸款”的刑事法律風險
“過橋資金”的使用雖然時間極短，但利率極高，若借款企業未能及時辦理續貸或遭遇銀行斷貸，很容易發生資金斷裂風險，企業因此走向破產、倒閉境地的不在少數。除此之外，因借款企業在采取“過橋貸款”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虛構貸款用途的行為，一旦出現無力償還銀行貸款的結果，就很可能面臨被追究騙取貸款犯罪刑事法律責任。
從裁判文書網公布的案例來看， 2014至2017年8月期間，全國范圍內共有57個因“過橋貸款”被追究騙取貸款罪的案例，其中，2016年高達31起。
通過對這些案例的分析研究，我們發現，認定的犯罪事實和手段無非都是：
其中，認定借款企業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的主要依據就在于其在申請續貸的過程中虛構了貸款用途，該行為即屬于“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
鏈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三、借款企業刑事法律責任的辨析
騙取貸款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罪名。該罪名作為原刑法中貸款詐騙罪的補充，主要是由于貸款詐騙罪的構成須以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為前提，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很難認定，而基于人民銀行的建議予以規定的。也就是說，騙取貸款罪的構成不需要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銀行貸款的故意，只要行為人在貸款過程中采取了欺騙的手段，造成無法還款后果的，即可以定罪處罰。
“過橋貸款”中借款企業獲取的續貸資金只能是歸還給“過橋機構”，而不可能實際用于購買原材料。因而只要是“過橋貸款”，則必然存在虛構貸款用途的欺騙手段。一旦借款企業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債務，銀行或者有關部門倒查發放貸款時的相關材料，不難從中發現問題，此時刑法之劍就會指向借款企業，由此造成一批傾家蕩產的企業家還要面臨牢獄之災，令人唏噓。
不過，站在辯護的角度來看，“過橋貸款”的行為是否構成騙取貸款罪也是存在很大爭議的：
（一）騙取貸款罪中的欺騙手段應有程度之分，明顯輕微的欺詐行為不應當納入刑法的打擊范圍。銀行貸款的操作流程為：“先評級、再授信、后用信”，企業在向銀行申請貸款時，只有符合了銀行的客戶信用評定等級和貸款條件才可獲得相應的授信額度，隨后，申貸的企業在授信額度及有效期內申請銀行發放貸款,此即用信。銀行在授信階段，會對企業運營、盈利情況進行全面評估、嚴格把控，在層層審批之后才給予相應的授信額度。相對而言，在用信階段對于企業提供的材料通常只作表面的、形式的審查。也就是說，即使在“過橋貸款”環節中提供的文件存在造假事實，但也絕非影響銀行決定放款與否的決定性或關鍵性因素。刑法中關于騙取貸款犯罪的立法原意，也絕不會是要將申請貸款過程中任一環節、任一文件存在虛假或者瑕疵的情形就必然評價為犯罪，其中必然是要有程度高低、情節輕重之分的。
（二）“過橋貸款”的本質是“還后續貸”，而不是新增貸款。這是因為，在辦理“過橋貸款”之前，借款企業與銀行之間已經存在了貸款事實，并且正是由于借款企業已經無力償還該筆貸款，而不得不采取“過橋”方式還舊貸新。即，借款企業事實上并沒有從銀行獲得新增貸款，仍然只是在原有的授信額度之內對原貸款資金進行循環使用，從而掩蓋了舊貸逾期的事實。既然如此，在這一過程中借款企業的行為并沒有給銀行增加新的資金負擔，沒有增加新的貸款額度，也沒有增加新的金融風險，更沒有造成新的損失。從主觀上來講，借款企業也沒有獲取新貸款的主觀故意，其實施“過橋貸款”的主觀目的在于防止原先貸款逾期。在此情況下，對采取“過橋”方式進行續貸的行為僅從表面進行判斷，簡單地認定為騙取貸款犯罪，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三）“過橋貸款”的操作往往是你知我知、你情我愿，并不存在欺騙之說。即使借款企業在過程中提供虛假文件，但銀行沒有陷入錯誤認識，或者銀行在作出決定時對虛假文件已經知情，則不能認定為欺騙。客觀來講，銀行工作人員對企業以虛構貸款用途、過橋還貸、還舊借新的資金運作模式并不陌生，甚至有些銀行內部工作人員還參與其中、提供幫助，比如，有些銀行基于降低不良貸款率，防止壞賬出現等原因也會主動將信譽較好的居間人（“過橋機構”）介紹給資金周轉困難的企業。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基于緩解企業融資困難的出發點，推進政策性過橋服務。例如，湖北省黃岡市羅田縣政府搭建“過橋平臺”，縣財政設立了總規模1億元的過橋資金，有效地解決了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還貸續貸問題。無獨有偶，安徽明光市、江西贛州市等財政局也為資金周轉困難的企業辦理了“還貸過橋基金”，緩解企業還款壓力。既然政府組織的“過橋”行為不認定為犯罪，那么利用民間資金操作的“過橋”行為同樣也就不應當被認定為犯罪。
四、防范和建議
存在即是合理。縱然處于灰色地帶，面臨諸多詬病，但資金周轉困難之時，“過橋貸款”仍然是現實中有些企業不得不采取的應急舉措。無論對于借款企業、過橋資金的出資方，或是銀行，在資本市場目前對于“過橋貸款”缺乏法律保護和監管的情況下，更應當正視其法律風險。對于企業而言，在利用過橋貸款的同時要充分考慮自身的償付能力，衡量好風險和利益，必要時借助專業法律人員的介入，制定預控方案。對于銀行而言，更應甄別借款企業到底是經營出現問題還是僅僅是短期資金周轉問題，充分考慮企業的實際情況，引導選擇合適的金融服務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