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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2 09:24:00
一封律師函，要求電影《長安三萬里》的創作者就“多處情節明顯與歷史嚴重不符”，賠禮道歉——萬里之外，有個愛好隋唐史的律師表示十分詫異。
委托律師發函的洛陽隋唐史學會言之鑿鑿，說“杜甫出生于河南鞏縣，唐時屬于洛陽。杜甫早年喪母，年僅四歲的他被送到居住在洛陽仁風里的二姑媽家，一住就是十多年”，并非影片中描寫的長安。這種說法符合史實么？
翻翻《舊唐書》“地理志一”，唐代東都洛陽就是指河南、洛陽兩縣[1]，而這兩個縣與鞏、偃師等九縣同屬洛州。《新唐書》“地理志二”的記載差不多，河南、洛陽兩縣與鞏縣同屬河南郡。學會的專家們是如何得出杜甫出生地鞏縣唐時屬于洛陽的結論？洛州與河南郡的治所的確在洛陽，但這不能說明鞏縣就屬于洛陽。譬如：今天河南省的治所（省會）在鄭州，如果因此斷定河南省洛陽市屬于鄭州，恐怕這個學會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杜甫在洛陽一住十多年？這個說法也值得推敲。作為正史的兩唐書在杜甫傳中都沒有明確記載詩人幼年居住于洛陽。至少詩人自己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中告訴我們，他孩童時曾在郾城住過。這可以同杜甫的父親杜閑履歷相互印證。當時，他擔任郾城尉。杜甫隨父親居住似乎更符合情理。李白、杜甫初次相遇地點在洛陽，其實也不見諸正史記載，不過是學者們考據所得的一種假說。考慮到杜甫早年的確盤桓洛陽多年，我個人也認同李杜初識于洛陽的可能性更高。但這與信史畢竟還是有所不同的。
可見，這個學會所謂“史實”未必是實。但是，這些都是唐史研究者或者愛好者學問上的切磋，無足驚詫。讓人詫異的是，一個以研究、交流為宗旨的學會，依據自己未必正確的歷史認知，公然以律師函的方式逼迫電影創作者道歉。
法律上，賠禮道歉是侵權行為的責任承擔方式[2]，規定在《民法典》《著作權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電影《長安三萬里》沒有將幼年杜甫的生活地點放在洛陽，而是放在長安，顯然不涉及侮辱、誹謗他人或者散布他人隱私。學會和它的律師們能否告訴大家，這具體侵犯了誰的權利？侵犯了什么權利？
規范電影創作內容的專門法律條文，是《電影產業促進法》第十六條和《電影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主要是禁止電影內容存在違憲、各種角度危害國家、詆毀優秀文化傳統、破壞民族團結與宗教政策，宣揚邪教、迷信、黃賭毒與渲染暴力、教唆犯罪……稍有常識的人就知道，電影就是說杜甫在火星遇見李白，也牽扯不到這些。如果《長安三萬里》違反這些法律條文，又豈能是賠禮道歉能了結的。
學會聘請律師們找到的法律依據，是《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第十四條，具體內容為“電影片有下列情形，應刪剪修改：（一）曲解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嚴重違背歷史史實……”弄錯杜甫童年生活地點和李杜初會地點，就能達到曲解文明和嚴重違背史實的地步？恐怕連這個學會自己都心虛，所以刻意引用聞一多先生的話語，將李杜相遇渲染為“中國文學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這樣，以“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為媒介，將李杜初會的地點問題，扣上曲解和嚴重違背史實的帽子。
我就納悶了：這樣一個關系到中華文明是否被曲解的“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為什么包括兩唐書和《資治通鑒》在內的正史竟然吝嗇筆墨，只字未提。我就好笑了：學會的專家們何不了解下“飯顆山之嘲誚”[3]，說不定就不會對李杜初會有不切實際的想象。我就心寒了：這種硬扣帽子的筆法其實早在唐朝就很專業了，叫《羅織經》，作者來俊臣——我并不是說學會和它的律師羅織罪名、誣陷良善，只是扣帽子的筆法相類。
這個學會和它的律師高舉“公益”旗幟，要拯救被誤導的青少年和陷入罵戰的網友，其實，分清藝術與歷史的邊界，對喜愛《三國演義》的中國人來說毫無困難。就我自己所知，孩子們完全分得清動畫片和紀錄片、教學片有什么不同。青少年不勞學會和律師來拯救。反倒是網友罵戰，跟學會的聲明不無干系。少做點煽風點火的勾當，用郭德綱的話，也是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
有文章將事件歸結為“城市品牌焦慮下的‘碰瓷’”。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在有些人眼里，歷史被看成一種資源，可以為他們堂而皇之地占有、使用、處分和收益，需要確定所有權或地理標志。區分所有權和保護地理標志產品，其實屬于法律范疇，不是歷史研究者的本職。歷史不是資產，也不適用《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將學術之爭弄成財產之爭、商業之爭實無必要。無論李杜初會在東都還是西京，于煌煌中華文明、赫赫中國歷史皆無損益之別。百年前，另外兩個城市為諸葛亮躬耕之地起爭執的時候，有副對聯的下聯頗見高明：名高天下，何須辨襄陽南陽——對洛陽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
對律師函，我還要多說幾句。
目前，全國沒有統一的律師函操作指引。上海、廣東等地下發的指引又不適用于洛陽的同行。但是，簽發律師函并非全無規矩。《律師法》[4]《律師執業管理辦法》[5]對律師業務均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一般性要求。受洛陽隋唐史學會發出的這封律師函是否符合，我以為值得商榷。[6]
律師執業時所依據的事實，與歷史研究依據的史實，雖有相類，亦有不同。二者均非絕對意義上的客觀事實。律師執業的事實，是夠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現象，即法律事實，也是以證據所證明的事實，而證據又自有其證據法則。歷史研究依據的史實則有一套自身的學術規范，如文本的訓詁、校勘、求源，金石考證和田野作業等，還有“孤證不立”等原則。以學會所謂“史實”為事實，失之謹慎。有案例表明，當律師函無法滿足《律師執業管理辦法》關于出具意見的真實性要求時，會被判決收回[7]。
雖然律師函業務的謹慎核查義務相對較低，但這種低謹慎核查義務并不代表律師在明知或者可得而知委托人主觀上僅僅為了侵害相對人的情況下，依然接受委托進行律師函的撰寫[8]。對杜甫出生地和李杜初會地的改變，是否構成嚴重違背史實，簽發律師函的律師認識應該達到一個正常法律人認知程度，更不能低于普通人的認知程度。對“嚴重違背史實”（假如成立），律師函賴以作為準繩的《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規定的法律后果也是刪減修改，不是道歉。顯然，這是行政法范疇的管理性規定，而不是用來解決民事問題的。律師函很“大度”地用賠禮道歉來代替刪減修改，甚至還提到“若必要，我所將依法提起公益訴訟”，不知是如何認識請求權基礎的。
但是，上面提到的這些都還是技術層面的。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律師的自我定位與價值認同。
唐代鞏縣是否屬于洛陽、杜甫是否長居洛陽、李杜初會地點，本質上是學術問題，各抒己見、百家爭鳴，是學術自由。在電影創作中，按史實（姑且這么認為），還是運用虛構、夸張、轉借等藝術手法，本質上是創作權利——這種學術自由、創作權利，應該是律師，乃至法律共同體要捍衛的，而不是去傷害的。
說傷害，其實都有高估律師作用之嫌。律師無拳無勇，孑然一身，沒有任何公權力資源。律師函本身，只是觀點的申明、后果的預判，而不能改變既有權利、義務狀態。為什么律師函還能有那么一點點作用？這個作用，是由觀點精深、預判準確所賦予的。如果指鹿為馬，再以低謹慎義務來為自己洗白，傷害的，只能是律師自身。律師函終是廢紙一張。
沒有學術自由、創作權利的世界，律師的言論自由與辯護權利不可能獨存。
作為一名愛好隋唐史的律師，律師函和長安是我生活的兩面：白晝的工作和夜晚的想象。拙作《讀破三春》寫的故事，發生在比《長安三萬里》晚了半個多世紀的晚唐長安，甚至引子的篇名就是“長安”。在那篇文字中，我說出了自己的感悟，“長安的生命歷程，是搏擊中的生存、沉重的維持，最后鋪張地走向完結。它具有純粹想像所不能替代的實在”。
很多年前，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與我辯駁，但我從未想過用一封律師函來終結爭論——這不可能。
注釋
[1] 唐高宗至唐玄宗在位時，短時期內兩個縣曾分出或改名永昌縣、合宮縣、來庭縣。
[2] 《刑法》《國家賠償法》《公務員法》也有賠禮道歉的規定，但與本文針對事件無關，不贅述。
[3] 《舊唐書·杜甫傳》：“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4] 《律師法》第三條：律師執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5] 《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第32條：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保證其所出具意見的真實性、合法性。律師提供法律咨詢、代寫法律文書，應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并符合法律咨詢規則和法律文書體例、格式的要求。
[6] 作者注：未見律師函原文，評價的對象來自洛陽隋唐史學會公眾號所引用內容。
[7] （2017）鄂0606民初403號曹某榮與湖北某某律師事務所名譽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
[8] 論述借鑒陳紅振《律師函的侵權風險防范》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