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讓與擔保行為的效力歷來備受爭議，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院的判例就成為了引領實務界的旗幟。本案對股權讓與擔保行為的肯定具有重要意義。
案情概要：
2010年9月2日，丁某輝（轉讓方、回購方）與A公司（受讓方、回轉方）簽訂《股權轉讓及回購協議書》，約定：丁某輝將其持有的B公司90%股權中的49%轉讓給A公司。轉讓價格在最高不超過1500萬元的范圍內由丁某輝確定。自股權轉讓完成日起一年內，丁某輝必須以不低于A公司已實際支付的股權轉讓總價款的價格回購目標股權，丁某輝每一季度應向A公司預付目標股權回購款，并于股權完成日滿一年之日支付剩余的目標股權回購款。同時，雙方還簽訂《補充協議書》對股權回購款進行約定。同日，丁某燦、吳某向A公司出具《擔保函》，自愿對丁某輝在上述協議項下的全部義務和責任承擔連帶責任保證。
后因丁某輝未依約履行支付股權回購款的義務，A公司訴至法院。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
訟爭協議雖名為股權轉讓協議，實際是丁某輝以轉讓股權的形式對A公司提供的借款提供的讓與擔保。丁某輝與A公司之間實際是民間借貸關系。
讓與擔保制度是一種須移轉標的物上權利歸屬的非典型的物的擔保制度，債權人以擁有擔保物的所有權來擔保自己的債權，該擔保形式雖未為法律所規定，但亦未禁止。鑒于上述協議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依法應認定有效。
讓與擔保作為一種物的擔保制度，擔保標的物通常為設定人所直接占有，不發生物的留置效力問題，僅存在優先受償問題。讓與擔保權人取得擔保物的財產權，有排除第三人的優先效力，讓與擔保權人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可以以擔保物獲得優先受償。
一審判決后，丁某燦、吳某不服一審判決，以《股權轉讓及回購協議書》《補充協議書》《擔保函》依法應屬無效以及二人僅需為股權轉讓行為承擔保證而非為一審認定的民間借貸關系承擔保證責任為由，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讓與擔保是大陸法系國家沿襲羅馬法上信托行為理論并吸納日爾曼法上的信托行為成分，經由判例學說形成并發展起來的一種非典型擔保制度。在我國法律制度中，讓與擔保制度不僅處于“法無明文規定”的狀態，而且存在著諸多爭議，被認為違背了民法理論中“流質契約之禁止”以及不符合“物權法定主義”原則。
因此，各地法院對實務中出現的讓與擔保的情形，存在著各不相同的判決。但是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加之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融資需求愈發高漲。現有的擔保制度已經難以滿足現代市場經濟的需求，社會主體在尋求利益與風險平衡點的同時，創設了包括讓與擔保制度在內的諸多非典型擔保制度。
本所律師曾在2009年以《淺論股權讓與擔保》一文，對股權讓與擔保制度進行探討。股權讓與擔保是股權質押不可或缺的有益補充。股權質押因其自身局限無法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股權自身的局限性體現在股權價值具有不穩定性，可能存在人為貶值的道德風險，同時股權在質押時的價值難以衡量，在公司破產時股權價值就幾近于零，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股權質權的實現困難。
與此形成互補的股權讓與擔保具有股權質押難以比擬的優越性。股權讓與擔保方式能最大限度確保股權價值的保值，使得擔保權人能夠及時發現和消弭瑕疵股權產生的風險，具有實現方式靈活、節約交易成本的特點。股權讓與擔保降低了因股權的第三取得人或后位擔保權人的出現而阻礙擔保權實現的可能性。
本案一審判決不僅肯定了名為股權轉讓協議，實為為民間借貸提供讓與擔保這種情形下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而且確認了股權讓與擔保情形下，讓與擔保權人享有優先受償權。2015年5月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判的“徐某東與福建C投資有限公司、莊某福等借款合同糾紛【（2014）榕民初字第1900號】”一案中延續了本案所確立的裁判規則。該借款合同糾紛案與本案存在著不同點在于，借款人為公司股東，而回購款（即該案中的投資回報及稅后凈利潤）的支付主體卻是公司。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支持了出借人徐某東要求解除股權轉讓合同的主張并判決C公司償還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利息僅支持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標準計算）。
雖然實務中存在其他法院在判決中否認股權讓與擔保約定的效力，并否認物權效力或者對物權效力不作評判等情況。但筆者認為，股權讓與擔保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肯定股權讓與擔保的效力，對保障債權人的利益，滿足社會主體多樣化的融資需求，促進社會資金融通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