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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2日，柯某收取蔡某叁佰萬元并向蔡某出具《收條》一份，載明：柯某收到蔡某人民幣叁佰萬元整（3000000元），此金額用于投資福建漳平匯源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的投資款，占該公司原始6%的股份。2011年4月8日，福建漳平匯源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匯源公司）經福建省漳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簡稱漳平市工商局）批準設立，其工商登記資料顯示，柯某出資750萬元（其中包括蔡某投資的300萬元），占持股比例15%。2011年6月18日，案外人劉某冒用柯某名義與盧武坤簽訂《福建漳平匯源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協議》，將柯某所持有的該公司股權全部轉讓給盧武坤。2011年6月29日，匯源公司向漳平市工商局申請對公司有關事項變更登記，將柯某在該公司的股權變更登記至盧武坤名下，法定代表人由劉一濱變更為盧武坤。2013年9月16日，匯源公司經依法登記注銷。

2015年1月29日，蔡某向原審法院起訴，要求柯某賠償因柯某擅自將其持有匯源公司15%股權，其中包括代持蔡某6%股權，轉讓給案外人盧武坤，造成蔡某經濟損失300萬元及自2011年6月18日起至全部款項還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5%計算的利息。

柯某應訴后答辯稱：1、柯某依約向匯源公司出資，已經履行了代為出資的義務。2、用于辦理股權變更登記手續的《福建漳平匯源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協議》（以下簡稱《股權轉讓協議》）是案外人劉某冒用柯某名義與盧武坤簽訂，柯某事前并不知情，其在代持蔡某投資匯源公司的股權過程中不具有故意或重大過錯的行為，不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即使柯某要承擔還款責任，也應以蔡某在匯源公司股權轉讓時的價值計算。3、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次日，蔡某、柯某及劉某三人就劉某擅自轉讓匯源公司股權造成損失的賠償事宜達成協議，同意由劉某出具750萬元《借條》確認債權，并提供相應房產擔保，因此柯某已經履行作為股份代持人應盡的謹慎注意義務，蔡某在各方已對股權轉讓事宜達成一致的情況下，要求柯某賠償損失不能成立。

原審法院認為：柯某接受蔡某委托并收取蔡某300萬元，用于投資匯源公司，柯某對此并無異議。同時，蔡某于2013年以柯某及劉某收取其投資款300萬元未還為由已另案起訴柯某、劉某，要求返還投資款，經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民二商終字第××號生效民事判決認定，蔡某與柯某之間形成代為投資的法律關系。2011年6月29日，柯某所持有的匯源公司的股份已全部轉讓給盧武坤，雖然柯某否認該轉讓行為，主張雙方于2011年6月18日簽訂的轉讓協議并非其本人所簽，但2013年，柯某向漳平市法院起訴請求確認《股權轉讓協議》無效，漳平市法院作出（2013）××民初字第××號判決認定，柯某明知其持有匯源公司15%的股權在未經其本人簽字的情況下轉讓他人，卻未提出異議，應視為同意該股權轉讓。對此，柯某亦未提出上訴，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名義股東處分股權造成實際出資人損失，實際出資人請求名義股東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蔡某向柯某提出侵權賠償的主張，依據充分，予以支持。柯某接受蔡某委托投資匯源公司，有權作為蔡某在該公司股權的代持人，并有義務維護其股東權益，現柯某代持蔡某的股權已轉讓他人，柯某就蔡某的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蔡某的訴請事實和理由充分，應予支持。但其起訴主張利息損失不符合法定標準，應按同期人民銀行貸款利率從股份被轉讓之日起計算。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三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判決：柯某應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蔡某損失300萬元及自2011年6月18日起至全部款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

宣判后，柯某不服，向福建省高院提起上訴。

福建高院認為：雖然《股權轉讓協議》經鑒定確認非柯某簽名，但（2013）××民初字第××號生效民事判決已經認定柯某在知曉其名下匯源公司15%股權被他人擅自轉讓的情況下，并未提出異議，表明其同意《股權轉讓協議》的內容，并據此判決駁回柯某要求確認《股權轉讓協議》無效的訴訟請求，因此，蔡某由柯某代持的匯源公司6%股權轉讓至他人名下，其股東權益喪失系因柯某怠于行使權利所致。故柯某上訴主張蔡某的損失系由案外人造成，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柯某提供的《借條》、《房產轉讓協議》以及《收據》，在內容上僅能體現其對劉某享有750萬債權，并未體現蔡某因股權轉讓而與劉某達成賠償協議的事實。至于柯某上訴主張應以其代持的蔡某在匯源公司股權轉讓時的市場價值承擔還款責任，但又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其該項主張，亦不予支持。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柯某的上訴主張不能成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典型意義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 頒布，首次明確了名義股東的概念，并對其與實際出資人發生糾紛時應當如何適用法律進行的規定。從司法層面認可了名義股東協議在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的合法性。但對于涉及第三人侵權時，名義股東是否有義務積極代實際出資人主張權利，實際出資人合法權益如何得到合理保護，尚無明確規定或進一步解釋，值得進一步研究及探討。

本案中，一審法院及二審法院均認為：柯某在知曉其名下匯源公司15%股權被他人擅自轉讓的情況下，并未提出異議，導致蔡某的股權被轉讓給他人。柯某怠于行使權利導致了蔡某股東權益喪失，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名義股東處分股權造成實際出資人損失”的情況，應向實際出資人蔡某承擔賠償責任。筆者認為，該判決闡明了，上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二款中規定的名義股東對股權的處分，包括了積極處分及消極處分。第三人侵權時，名義股東未主張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復原狀等權利的，構成消極處分，因此造成實際出資人損失的，應承擔賠償責任。從而也間接闡明了名義股東有義務維護實際出資人的股東權益，該義務包括及時向侵權第三人主張合法權益，具有典型意義。

此外，本案也引出了對實際出資人的損失如何認定問題的進一步思考。雖然司法解釋規定了名義股東向第三人轉讓股權行為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在實務中，名義股東與第三人串通，轉讓實際出資人股權的情況是存在的，而實際出資人要證明第三人存在惡意又往往存在舉證困難的情況。這種情況下，依據上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向名義股東主張損失賠償，成為實際出資人的主要救濟途徑。因此，實際出資人的損失認定直接關系到實際出資人的權益能否得到充分保護及能否有效預防和減少名義股東與第三人串通轉讓股權現象。

筆者認為，根據《公司法》的有關規定，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多項權利，股東權益是多方面、長時間構成的。因此，實際出資人是否造成損失不能直接以其是否取得相應股權價值的賠償款來判定；損失金額也不能單純以出資額或相應股權的市場價值進行衡量，應充分考慮股權在一定時間內的增值部分及實際出資人的其他間接損失。適當加重名義股東的義務有助于預防和減少名義股東與第三人串通轉讓股權現象的出現，也有利于充分保護實際出資人的權益。但如何在約束名義股東，保護實際出資人股東權益及不過分加重名義股東義務之間取得平衡，依然是認定實際出資人損失的難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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